爱与原始生命力（一）

在《申辩篇》中，当柏拉图因为给青年人教授错误的“神灵”——柏拉图描述了他自己的“魔鬼”：“这种迹象，是一种声音，第一次出现时，我还是个孩子”——而被判有罪，法庭宣布休庭，这样他可以决定选择流放还是死亡。回到法庭，他告诉法官他选择死亡。他用以下的话来解释了他作出的选择。

哦，我的法官——因为我衷心地称您为法官——我要告诉您这美妙的情形。如果我在什么事情上犯了错的话，那是因为迄今为止源于我内心的圣言的非凡才能惯于不断与我作对，在小事上也不放过。但无论我早上出门还是说话时，这圣言都没有作对的意思......它告诉我，我遇到的是好事，那些认为死亡是不幸的人是错的。因为如果我向恶而非向善的话，我的征兆必定会反对我。

因此他认为这个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魔鬼”，就像某种守护者。

原始生命力不是意识，因为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是与文化习俗，以精神分析术语，与超我的力量相联系的。原始生命力指的是自然本性的力量而非超我，是超越了善恶的，它也并非如黑格尔以及其后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人的“自我的召唤”，因为它的根源在那些自我根植于自然之力的领域，这些自然之力超越了自我，而像是对我们命运的把握。原始生命力产生于存在的领域而非自我本身，它尤其会展现于创造力中。我们也不能把超我之心用于叶芝对于原始生命力的定义——“另外的意志”，“那耀眼的、无法预料的、速度飞快的漫游者......是我们自身的存在，却如同水火相伴。”也不能将超我意识用于歌德所描述的原始生命力，谈及从带有原始生命力的人身上爆发出的“巨大力量”时，他说道：“所有道德的力量合起来也不能战胜它们......除了它们挑战的宇宙本身外，它们总是不可战胜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幸福说”概念中差不多能“驯服”恶魔了。快乐——或叫幸福感——在希腊语中是“受到拯救人的神保佑”的结果。幸福就是与人身上的恶魔和睦相处。今天，我们要将“幸福论”与潜能和人的存在的其他方面与行为的统一状态联合起来。

在特别的情况下，魔鬼会给个体以指导。原始生命力在拉丁文中被译为genii（或jnni），这是罗马宗教的概念。我们“天才”（genius）一词便来源与此，其原意为守护神，是掌握人的命运的神，后来成为了天才的特有天赋。由于“天才”（来源于拉丁文genere）意为产生、引起，因此原始生命力是在个体生成过程中的声音。原始生命力是感受力与力量的独特模式，它使个体在与其世界的关系中作为自我而存在。它在梦中与人对话，那些敏感的人在有意识的思考和自我反省中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亚里士多德认为梦可被成为原始生命力，能与我们对话，他说：“因为天性就是原始生命力。”弗洛伊德引用此话并补充说如果正确地解读的话，它包含着“深刻的意义”。

这个概念的不良形式包括，认为我们被长着角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的小恶魔控制着，这是内心体验的外部投射，使其具体化成了客观现实，在启蒙运动时期以及理性的年代，在其使所有生命都具有理性的巨大成功中，我们认为这形象是糟糕的，对于精神疾病是无益的，将其摒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我们抛弃了错误的“魔鬼学”时，我们才对它有了清晰的印象。在我们对待精神疾病的方法上，我们违心地接受了平庸与肤浅。这种平庸正在损害我们对爱与意志的体验。因为原始生命力的破坏性行为不过是其创造性动机的反面，如果我们将我们的魔鬼抛弃了 ，就如里尔克看到的那样，我们最好也做好准备与我们的天使告别。在原始生命力中蕴藏着我们的生命力，我们向爱欲的力量敞开自我的能力。我们必须发现以新形式出现的原始生命力，它能够适应当今的困境并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这不仅仅是重新发现并且还是原始生命力现实的再创造。

原始生命力需要指导和引导。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意志变得如此重要。原始生命力最初作为一种盲目的推力使我们体验到它的存在。它使我们朝向盲目的自我主张，例如以愤怒形式，或在性行为中使女性怀孕以传宗接代的征服欲的形式体验出来。当我们狂怒时，我是谁或你是谁都无关紧要了。我只想大打出手杀了你。但意识却能够将原始生命力整合，使其具有个人特征，这就是心理治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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