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死亡 （四）

现在我们要谈谈爱的悲剧一面的根源。我们被创造为男性与女性。这使我们永远会彼此渴望，一种注定是暂时的追求完整的渴望。这也是快乐与失望、狂喜与绝望的另一个根源。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难理解的概念——存在论：这一词真实的含义是“存在的科学”，但这定义对我们理解它没有多大帮助，尤其是我们19世纪后的美国人不习惯于存在论的观点。我永远不会忘记保罗.蒂利希给一个班级描述当他是哲学专业的学生时面对“为什么此物存在而非不存在”这个问时感到震撼。这个问题将人推向了存在论的层面。为什么存在性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是没有性，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草履虫或蚯蚓那样繁殖，把自己的一部分砍掉生成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说这是因为“进化”——它就是那样发展的，我们也不能用“神圣意志”——我们被造成这样是有目的论的“原因的”——这同样简单的回答，这两种答案——尽管完全相反——都回避了问题。不，我们必须直接问存在论的问题，检查手边东西的存在——在本例中就是性——来发现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性是人类宇宙过程的翻版”，我们显然不能以这十年间男孩女孩留怎样的发型为基础来做出结论。存在论力图发现存在的基本结构——一致能够时时刻刻赋予每个人的结构。

这个男性与女性的存在，从存在论观点看，是所有现实的一个基本极性的表现。最小的分子粒也是因为它由正负电荷组成才能够运动。正负电荷间有了电压才有了运动。用这种分子物质与能量来做类比，阿尔弗雷德.诺恩.怀特海与保罗.蒂利希相信现实有着正负极性的存在学特征。怀特海和当代许多思想家（他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不是把现实看成是由物质以固定的状态构成，而是看成是两极之间的动力运动的过程。这就是怀特海能够发展出历程哲学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可以说所有现实都具有雌雄特征——确实，我们可以在这个观点上发现黑格尔“正”“反”“合”的论点。保罗.蒂利希指出：黑格尔的学生十分了解，他在早期形成零碎不完全的观点时是一个研究爱的哲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格尔的辩论体系是从对爱的分离与团聚的本质的敏锐直觉中提取出来的。

在性交过程中，我们直接亲密地体验着这种两极的节奏是性活动对相互关系的能够想象的最有力的展现。它是一部戏，演绎了靠近、进入、完全结合，然后部分分离（仿佛爱人们不相信那是真的而渴望大量一下对方），然后又重新结合。在活动中，亲近和退缩，结合和分离，放弃自我和将自己给予再次完全地结合，我们这样安排这个圣礼并非天性的偶然。因为这不断重复的彼此的参与、接触与退避，甚至体现在初始的犹疑中，是鸟类与动物，同时也是男人与女人求爱过程中最基本的行为。在两人参与结合的节奏和个体独立的最终分离中包含着人类自我存在的两个必要的极，它们在性交中完全展现出来。

很可能这些区别增强了性是与自己的另一半的结合的神话。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自发地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里斯托芬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讲的关于两性人的神话。但最重要的观点则是在与这神话相似的《奥义书》中形成的，它叙述了男人与其创造物的关系，“但他并不快乐。因此孤独的人不会感到快乐。”于是，“创造出妻子以填补这空虚”。

但我们无须用神话来支持这两极性的价值。我曾在阿托山呆过两周，那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小县，离爱琴海大约12英里，只有僧侣居住，约有十五到二十座隐修院。自12世纪以来，妇女都被禁止入内。但僧侣们的姿态、说话腔调、步态等都模仿女人。看到僧侣从身边经过走到村子街道，我会以为那是个妇人。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男性团体——法国雇佣军中，其士兵会在地中海的法国轮船甲板上相拥跳舞。在此，同性恋行为的发生并非主要问题，无论如何，那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更想说的是，当没有女性时，扮演男性角色便不重要了，反之亦然。当周围有女性时，我们就变得更有男人味，而她们则更有阴柔之美。这两性都有加强对方性别特定的作用。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当把一群男人放在一起时——比如在军队、兄弟会或修道院——你就可能能够使她们专心致志地干手边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很奇怪，他们缺少了一种活力。我们看到死气沉沉，缺少有变化的回应。他们会毫不反抗地接受各种反抗的程序。但一旦有女性出现，就像在伊甸园中，意识便变得敏锐了，道德感也发展起来了，甚至反叛也开始萌芽。在真正的意义上，两性似乎能够使彼此燃烧，提供一种活力与力量——甚至还有更佳的想法。

两性结合、繁殖可以产生出千变万化的结果。雌雄两极基因的混合与结合，无限增加了其结果的多样性；独创性与新的可能性的结合出现了。只有最低等的生物，如草履虫，通过从同一机体分支来繁殖。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比其他地区的人高，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地人与迁居该地区的移民族群交往通婚。同时众所周知，即使血亲通婚未造成生理损害，几乎每一社会中，兄弟姐妹间或同一家庭其他成员间的通婚也是禁止的。因为区别的消失和枯竭会阻碍种族的发展。

我们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肌肉组织进行的有节奏的过程相适应，荷兰哲学家布廷迪亚克这样总结道。他指出男性的骨头与肌肉本来就生成直线条，近乎直角——更适合刺戳，通过刺、捶以及其他，男性用刚性方式进行攻击。而女性生来就是弯曲圆润的线条——更适合于开放自己，孕育抚养下一代，给予和接受特别的女性的愉悦。我们社会将男性的美德与行动联系在一起，而将女性行为与被动相联系——在这显而易见的层面之下，它易被误解，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妇女生来就像保护和平的，而男人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事实上，男女两性都以其自身主动与被动的方式存在着。

这些特性在我们的社会被夸大了，有失公允。但这并不是我们忘记两性之间真正差别的理由。的确，所谓男性品德在19世纪被如此重视，以至男人为证明其力量，不仅要征服自然，还要征服自己和所有他遇到的女人。给女性定制的标准是温柔的，面带甜美微笑，无法照顾自己......对此的反应是出现了一场扫除性别差异的运动；人们呼喊的口号不再是“性别差异”而是“大家都一样”了。两性对同样事情的反应也相同。让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将这给予我们快乐的性别差异与不公平的压制一同抛弃了。

我们在性中观察到的最后一个事实即简单又基本。这就是性行为是为了生殖，它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孩子，这个事实使得女性的身体和生命至少在九个月中会发生深刻变化，无论男性在与不在。除了在病态情况下，这还会使女性在更长的时间内与从前完全不同，阿比西尼亚一位贵妇以朴素的语言精当地描述了这一情形：

当女人享受初恋的那一天她就一分为二了......而男人初恋之后还和从前一样。女人从恋爱的第一天开始就变了个人，这情形贯穿一生。男人和女人过了夜就走了，他的生命与身体总是同样的，而女人怀孕了。作为母亲她与那没有孩子的女人不同。她的身体要带着那夜的果实九个月。有东西在生长，有个东西在她的的生命中成长，再也无法与她分离。她是位母亲，即使是她的孩子死了，即使是她所有的孩子都死去了，她还是为母亲。因为在某一时刻她已将这孩子装入心中，从此再也不可能与她分离，即使是孩子死了也不能。所有这一切男人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爱之前与之后有何不同，也不知道做母亲之前与之后有何不同。只有女人才能知道，才说得出......她必须永远是处女，永远是母亲，在每一次恋爱前她都是处女，每一次恋爱后她都是母亲......

也有对此存异议的，譬如卡伦.霍妮，她认为女人能生孩子而男人不能，这激起男人的妒忌，这使得他们努力奋斗，尽力在文化运行和构建文明的活动中证明他们的创造力。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妒忌在男人身上导致了个人的羞耻和绝望。一位南美病人一遍遍地在躺椅上喊着他永远不能原谅母亲生了他而他不得不吸吮她的乳头——他坚信每个男人都肯定和他有着一样的妒忌。这种冲突的原型根源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或“西方”问题要深得多。它扎根于人类历史与存在本身。

但这一事物的反面便是压抑，当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说“新时代的世故者害怕他的生殖力”，我指的就是字面的含义：他因为对其创造另一个生命之能力的深刻的矛盾心理而产生焦虑。我的一位病人患有周期性阳痿，每月到了其妻排卵期他就会阳痿，虽然他声称和妻子一直想要个孩子，后来证明，在他的幻想中，他并不想当父亲，他害怕孩子会和他争夺爱，而他希望自己既是她的孩子又是她的丈夫。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弗洛伊德的“阉割”（castration）一词中体现出来。他认为所有焦虑都可追溯到这一原始的恐惧上。弗氏与大多数人所说的“阉割”——给男子行割礼——含义与此不同。那含义应使用“切断”(nultilation)一词。阉割更应该指割去睾丸，变成太监。它包含着失去生殖能力的意义。尽管后宫的妃嫔可以与之偷情，血统却可以保持纯正。我认为弗洛伊德在此处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聪明。因为对于生殖力的焦虑——尽管人们避孕——确实是最根本的。

（完）

文 | 【美】罗格.梅 《爱与意志》

宏梅   梁华 / 译

编辑 |   阿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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