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三）

爱欲与性欲的冲突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当代性与爱的矛盾有一个共同点，即将性与爱平庸化了。为了表现得更好而麻痹其感觉，将性当作证明其力量与身份的工具加以利用，放纵情色以掩饰其感觉，我们使性失去了活力，变得枯燥而空虚，而大众传播工具又极大地唆使和助长了这种平庸化。现在市场上泛滥的关于性与爱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性与爱的过于简单化，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像将学打网球与购买人寿保险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我们避开了爱情从而剥夺了爱的力量，并以使二者失去人性而告终。

我们在这一章里论题是性无力的背后是性与爱的分离。事实上，我们将性置于爱之上，恰恰是用性来逃避由爱带来的焦虑，在貌似开明的性讨论中，尤其是在那些要将性从潜意识压抑中解放出来的讨论中，经常听到的是，我们社会需要自由地表达关于爱欲的争论。但在我们社会的外表之下所反映出的，就像我们不但在治疗的病人身上看到的，而且在我们的文学、戏剧甚至是我们的科学研究的性质中所体现的，正好与此相反。我们在逃避爱欲，而性就是我们用以逃避的工具。

性是我们掩盖爱所带来焦虑的最方便得到的药剂。为达到此目的，我们不得不将性限定在更狭小的范围内。我们越专注于性，人类对性的内涵的体验就越狭小。我们为了逃避爱的激情而直接跳到了性感觉上。

我的论题基于我在病人身上以及社会中观察到的几个奇怪的现象——心理问题爆发带有迅速扩张的奇怪特性，这些现象发生在从常识角度讲无论怎样都不应该发生的领域。大多数人都满怀信心，认为我们的科技发展已将我们从意外怀孕和性病中大大解放出来，因此，人们从前对性与爱的焦虑现在可以永远收进博物馆了。前几个世纪的小说中所描述的坎坷沧桑——当一个女人将自己交给了男人，这就意味着非法怀孕和被社会抛弃，就如同《红字》中所描述的那样，或如《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家庭破裂和自杀的悲剧后果，或现实社会中的性病——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感谢上帝与科学，我们总算摆脱了这一切！这意味着性获得了自由，爱也变得很容易，并且像学生们所说的“快餐禅宗”那样，唾手可得。任何关于内心冲突的谈话——曾经与悲剧和原始生命力元素关联——都是时代错误，是荒谬的。

但我想问一句：在这一切之下难道不是巨大而强烈的压抑吗？一种不是对性的压抑，而是对于体内化学物质下的一些东西，一些比性更重要的、更深层的、更广泛的东西的压抑，自然它是一种被社会支持和鼓励的压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其结果更难觉察，而又更快地产生其后果。显然，我并非在质疑当代医疗及心理学发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感谢避孕、药具、雌激素以及性病治疗方法的发展。而我也很庆幸生于这个充满了可能性的自由时代，而不愿生活在道德严苛的维多利亚时代。但那个问题是误导、是转移话题。我们的问题更深刻并且十分真切。

我们早晨打开报纸会读到美国每年有一百万非法堕胎，到处都是不断增加的婚前怀孕。根据目前的统计数字，现在的13岁女孩中有六分之一在其20岁之前会非法怀孕——这是十年前的两倍半。这一增长主要是在工人阶层的女孩中。但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的女孩中这一数字的增加也足以证明这并不仅仅是贫困阶层的问题。实际上，这数字的激增并不仅限于波多黎各人和黑人，也存在于白人女孩之中——私生子在所有存活新生儿中的百分比已从十年前的1.7%猛增到去年的5.3%。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奇怪的状况：越是节育，非法怀孕的越多。当读者大声疾呼必须修改对于流产不加任何限制的法律并加强性教育时，我却不敢苟同，但我却能够，并且也应当提出告诫。对于加强性教育的一致建议可使我们放心，藉此我们可以不必问自己更可怕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难道不会是不在意识层面，根本就不是理性的意图吗？难道它不会是存在于我此后称之为故意的更深处吗？

例如，在谈及低阶层的黑人女孩时，凯尼思.克拉克指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黑人女孩以性来获得个人的确认，她还有性吸引力这就够了......生孩子标志着她是个女人，她可以从自己拥有的东西中得到确认。”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而进行的斗争在低阶层的女孩中是更坦率的。但在那些中产阶级女孩身上也有表现，只是她们可以以得体的社交行为将其掩饰得更好。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