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二）

性与爱的悖论

有一个矛盾在于启蒙没有解决我们文化中的性的问题。固然，这新的启蒙运动有其重要的积极结果，主要在于增加了个体的自由度。大多数客观的问题缓和了：性的知识可在任何书店买到，到处都可以买到避孕工具。男女双方可以毫无负罪感，通常也会无拘无束地讨论他们的性关系以及承诺使双方相互满足并使其充满意义。我们不要低估这个进步。外部的社会焦虑与负疚减轻了，而并未为此充满喜悦的人则会感到乏味。

但内心的焦虑与负罪感却增加了。在某些方面，这些是更加病态的，更难处理并且带给个体的负担会比外界带来的焦虑与内疚更重。

从前妇女面对来自异性的挑战简单而直接——跟还是不跟他上床？——一个直接了当的问题是她如何面对其文化习俗。而如今人们的问题不再是“她是做还是不做”，而是她“行还是不行”。这挑战已转为女性个人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她个人的能力是否可达到可夸耀的性高潮——那应当与癫痫发作类似。尽管我们同意第二个问题更能将性决定的问题置于其应在的位置上，但我们不能忽视对人们而言第一个问题更易于处理。在我的治疗中，一位妇女因为害怕男性“发现我做爱不在行”而害怕上床，而另一位则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行事”而害怕，并认为她的爱人会因此和她过不去。还有一位妇人对再婚怕得要死，因为她害怕会像第一次婚姻中那样没有性高潮。女性们的犹豫不定通常可归结为：“他不会那么喜欢我，他不会再来找我了。”

过去的十年中，你可以指责社会严苛的道德观，你可以对自己说你的所作所为是社会的错不是你的错来保持自尊。这就会让你有时间来决定你想做什么，或让自己成熟起来能够做决定，但如果问题仅仅成为你如何表现，这就立刻成了你的自我肯定与自尊的问题，冲突的重点转向了内心，成了你如何应付这样的测试。

而大学生们在于校方关于允许女生在男生宿舍逗留多长时间的问题的斗争中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条例常常是有益的，条例会使学生有时间发现自己，有余地做好准备之前仔细考虑，找到一种没有束缚的行动方式，去试试自己的能力，冒险进入一种暂时的关系——这是任何成长所必需的组成部分。没有直接而公开的承诺总比带着压力进入性关系要好，没有心理的投入只有身体的奉献会对情感造成伤害。这样他们就可能会赞扬规则条例了，至少他们给了规定一些可供赞扬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否遵守规定，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许多当代的学生由于他们新的性自由而感到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压抑这种焦虑（“人应当喜欢自由”）又使他们因压抑而焦虑，因此他们接着就会攻击校方，说他们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以此平衡心理。

在我们短视的性自由中，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将个体投入到漫无边际和空虚的自由选择的海洋中本身并不能给予他自由，而更可能增加其内心的冲突。我们为之献身的性自由使我们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在艺术中，我们也会不断地看到这种相信仅仅自由就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幻想......反对审查制度，要求言论自由自然是一个大胜仗，但难道这不会也变成一件紧身衣吗？那些作家，无论是小说家还是戏剧家，“情愿当掉打字机也不愿写出的作品里没有那些必不可少的对性行为的细节描述”。我们的“教条的启蒙”是自我挫败：其初衷是保护性欲，其结果是损害了它。在纪实的汹涌浪潮中我们忘记了，在舞台上、小说中，甚至是心理治疗中，想象是爱情的命脉。而现实主义既非性亦非爱。

当我们抛弃了技巧、角色与表演这样繁琐无聊的举止，能够剩下的就是在难忘的性生活中，亲密关系这样的纯粹真相是何其重要——会面，带着不知结果将会如何的兴奋感变得更加亲近。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赠予——难道不就是这种亲昵使我们在需要任何家庭生活来温暖我们时，一遍又一遍地在记忆中重拾这温馨时光而内心倍感温暖吗？

在我们的社会中，用以建立关系的是很奇怪的东西——有共同的品味、幻想、对未来的期望，还有对过去经历的恐惧——这一切都使得人们更退缩和敏感脆弱而不是做爱，在亲密关系中他们戒备的不是身体的裸露，而是随着心理与精神世界的暴露而来的脆弱。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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