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分裂性世界（五）

来源：厚朴心理作者：【美】罗格.梅网址：http://www.hopexinli.com浏览数:89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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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预言家的神经症患者

我们的病人有意识地生活在目前大众能够保持无意识的状态中而预言了我们的文化。神经症患者被命运赋予了卡桑德拉的角色，当阿伽门农带着她从特洛伊返回时，卡桑德拉坐在迈锡尼宫殿的阶梯上徒劳地呼喊：“哦，她的命运是这晚风的纯歌”她知道，在她不幸的生命中，“如洪水泛滥的悲歌就是孤独”而她必须遭受如所看到的将发生在那里的厄运。迈锡尼人说她疯了，但他们也相信她说的的确是事实，相信她有预言的特殊能力。今天，有心理问题的人在其血液中也背负着我们时代冲突的重负，并注意要以其行动与挣扎，预言那些此后将在我们的社会中全面爆发的问题。

这一论点最初和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战”前二十年，弗洛伊德在其维多利亚时代的患者身上发现的性的问题。这些性的问题，甚至是相关的字眼都被当时社会否认和压抑了，而这些问题却在“二战”后的二十年大规模爆发出来。在20世纪20年代，每个人都专注于性及其功能。没有人会说是弗洛伊德“导致”了这情形的出现。更确切地说，他是通过患者所呈现的信息反映和解释了社会的深层冲突，这些冲突在“正常的”社会成员身上被成功地压抑了而尚未表达出来。神经症患者的问题是无意识转化为社会意识的语言。

第二个不太起眼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患者身上的大量敌对情绪。霍妮写到过这种情形。十年之后，它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现象而更公开地、更广泛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

第三个主要的例子可以从焦虑问题中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有些心理治疗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注意到在我们的病人中，焦虑不仅仅作为压抑或病态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普通的性格状态表现出来。我、贺巴特.莫瑞尔以及其他人对于焦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时，美国除将其作为病理性症状研究外很少再去关注它。回想起40年代晚期，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我的教授在听我关于正常焦虑的概念的答辩时，保持着礼貌的沉默，但却蹙紧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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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艺术家一样，诗人W.H.奥登1947年发表了他的诗作《焦虑时代》，紧接着，伯恩斯坦也写出来这个主题的交响乐。加缪那时（1947年）也写作了关于这个“恐惧的世纪”，而卡夫卡已经在其小说中创作出了即将到来的焦虑时代强有力的小品文。而其中的大部分至今未翻译过来。与我们的病人传达的信息相比，科学界对此的阐释照例是迟滞的。因此，在1949年美国精神病协会的年会上，关于“焦虑”的主题，我在论文中提出了正常焦虑的概念，但当时仍不被出席会议的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接受。

但在20世纪50年代，显而易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每个人都在谈论焦虑，每个人都有有关该问题的会议要参加，如今“正常”焦虑的概念在精神病学文献中逐渐被接受。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似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他们生活在“焦虑时代”。在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艺术家所呈现的和出现在病人身上的问题现在却成了普遍问题。

我的第四点会将我们带到当代的问题---身份问题上，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心理治疗师开始关注患者身上这个问题。对于该问题的描述基于埃里克森1950年所著的《童年与社会》、我1953年写的《人的自我寻求》、1958年艾伦.威利斯所著的《身份的探求》以及其他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工作者的著作中的心理研究资料。我们发现身份问题成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挂在时髦人士口头的话题，在卡通片《纽约人》中，它回回露脸，大量涌现的有关该问题的书籍也成了最畅销的书，但人们借以获得其身份感的文化价值已不复存在。我们的病人在社会普遍意识到该问题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其存在，而他们却无法保护自己不被其困扰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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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其中固然有着世事的盛衰沉浮相关之要素，但是将心理问题与社会变革这样的动态历史之紧急时刻仅仅当作时尚而加以拒绝也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冯.登.勃格在其具有煽动性的书中辩驳道：“所有心理问题都是文化中社会历史的变化产生的。”他认为没有“人类本性”而只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人性，我们应当将我们病人的冲突称为“社会症”而不是“神经症”。我们不必完全赞同其观点，譬如说，我相信心理问题是由生物的、个人的和历史社会的三种因素辩证地相互作用产生的。然而，他认为心理问题是“突然出现的”或仅仅是因为社会现在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新词来对其做出诊断，这样过分简单化的看法是何等的肤浅与有害。我们找到了新词是因为某些重大的事件正在无意识的、模糊的层面发生，并迫切需要表现；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力理解和表达这些急剧的变化。

弗洛伊德的病人大多为歇斯底里症，他们可以说是带有被压抑的能量，通过治疗师从无意识中将它们挖掘出来，这些能量可得以释放。而今天，当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是强迫性神经症（或叫性格问题，是此类问题更普遍且较轻微的形式），我们发现治疗师的主要障碍在于，这些患者无感觉能力。这些患者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的问题，他们通常是教养良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通常都体验不到真正的情感。威廉.赖希将这种强迫性的人称为“活着的机器”，大卫.夏皮罗在其书中也提及了该问题，还提到这些强迫症患者“在生活与思考时是抑制的、迟钝的”。赖希在此先于其时代洞察到了20世纪患者的问题。

（未完...）

文 | 【美】罗格.梅《爱与意志》

宏梅梁华 / 译

编辑 | 阿朴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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