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良心（二）

但是在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或解体阶段，如希腊末期以及中世纪的没落时代，“信仰”也倾向于破灭。然后通常会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社会中代代相传下来的信念和传统倾向于定型为死板的形式，它会压制个体的活力。例如，在中世纪没落年月使用猖獗的象征符号变成了枯燥、空洞的形式，易于进行议论但却没有内容。在这样一个过渡时代所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活力与传统发生了分离，并倾向于变成弥散的难以对付的东西，就像在地上四处横流的水一样失去了其力量。这或多或少就是在我们这个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情形。

难道这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吗？难道我们不是被困在权威主义趋势与无方向的活力之间吗？不管是否所有读者都会像我这样来切割历史这块馅饼---而且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但每一个人都会赞同，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像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一样），人们通常会遭受“无根”感的痛苦，他们倾向于依赖权威和既定的制度，把它们当做是暴风雨中的一处安全之所。正如林德夫妇在他们对大萧条时期美国城镇所作的研究《过渡中的米德尔顿》中所指出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同时忍受生活中各个方面所出现的变化与不确定性”。因此，米德尔顿的市民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开始转向了更为保守的权威主义信念、更为刻板的德道态度，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教会，而不是自由的教会。

我们20世纪中期的危险是，对于该信仰什么感到困惑、迷惑，有时甚至感到恐慌（正如欧洲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的人们，将会紧紧地抓住具有破坏性的、恶魔似的价值观。小亚瑟.M施莱辛格写道，共产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填补“既定宗教的衰落所导致的信仰的空白。它提供了一种目的感，这种目的感治愈了焦虑与怀疑这些内在的极度痛苦”。我们也许不用害怕这个国家将会走向共产主义---就像我不害怕一样---但是，抓住具有破坏性的价值观会在我们社会中的其他方面表现出来。有清楚地迹象表明，权威主义的、反动的趋势正在增长---宗教中、政治之、教育中、哲学中以及科学方面朝向教条主义的趋势中都是如此。当人们感到受到威胁和焦虑时，他们就会变得更为刻板，而当人们感到怀疑时，他们就会倾向于变得教条；于是他们就会失去他们自己的活力。用他们传统价值观的残迹来修筑一个保护性的箱子，然后蜷缩在其中；或者他们会由于恐慌而完全地退回到过去。

但是许多人开始发现，逃避到过去并没有用。幸运的是，诸如亨利.林克的《回到宗教》这样的书像它们风行一时一样，在其影响方面也是昙花一现。这些努力从根本上看是自拆台脚的：一个人绝对不可能从外界找到某一“中心”。正如吉尔伯特.莫里所说，像古代希腊颠覆时期由于一种“核心的失败”而出现的宗教兴趣之复苏，对社会或者个人本事来说都将是没有好处的。尽管这项任务非常艰难，但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通过对自己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以及勇敢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情境而找到我们的道德中心。

在过去的几年里，另一个与“回到宗教”迥然不同的运动也在兴起。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敏感的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他们因文化的宗教和道德传统割断了联系而失去的东西，而在人必须重新发现其价值观的时代里，那些不熟悉以赛亚、约伯、耶稣、佛陀以及老子思想的人，也失去了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他们已经带着一种新的兴趣，转向了过去的道德和宗教智慧。

当然，这一趋势并不仅仅是我们时代之焦虑的产物---正如其最佳的范例中所表明的那样，它当然不是---它事实上是有益的。但是，危险在于这一事实，即一些刚刚涉足这一领域并因此在此刻不能很好区分彼此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会紧紧抓住宗教传统中更为明显和畅言无忌但却不那么合理的方面。如果知识分子对宗教的兴趣主要是促进了权威主义和反动的发展，那么我们失去的就更多了。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区分出道德和宗教中什么是健康的，并产生一种增加而非减少个人价值、责任与自由的安全感。像在最前面的章节中一样，让我们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即一种健康的道德意识是怎样在人类中产生和发展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