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教我的歌1-3

     这份报告放到桌子上的时候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请做出这份报告的医生在我们下次全体成员会议上提出这个案例进行讨论。他依言而行，在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决定把查尔斯由外科病房挪到精神病房，在那里，他将处于严密持久的监控之下。在这里，我每天见到查尔斯，密切关注着由护士和服务人员共同做出的有关他行为的记录。实际上，在作为病人待在病房的整整一个月里，查尔斯几乎没给她们什么可以评价的东西。他和医护人员以及室友都相处得很好，很注意自己及个人物品的整洁，把时间用来读书或在小型职业疗法研究项目中工作，行为举止与人们对他这个年龄男孩子的期望没有什么不同。有两次他向一位护士抱怨他感到一阵阵头晕；有一次玩跳棋的时候和人陷入争吵。当为期30天的观察结束时，大家普遍认为，既然查尔斯没有给我们继续将他留在精神病房的理由，我们只有将他送回到普通人中去。但是当这个问题在全体成员会议上提出来时，我们中间竟没有人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鉴定。那位最早负责检查的同事表达出我们所有人的犹豫不决和混乱。他是这样说的：

      “真该死！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个小伙子。对他，我所有的只是‘感觉’。他到这里后，我每天都和他谈话，但是从他身上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他的周围有一道墙，有一码厚。对于任何问题，他给你的都是正确答案，但是却没有深度，缺少了什么东西。毫无疑问，他有精神分裂的表现，无精打采，有点儿稀里糊涂——但可能他正是有着非常痛苦的过去，习惯于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让外人知道的那种人。有时他会告诉你一些会让别人笑、哭或是表现出某些情感的事情，但是他说的时候脸上只有傻笑，那让你无法理解。他没有幻觉，没有任何错觉。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桩残忍的罪行，一段堕落的经历，可能由任何原因引起的几次头晕，以及和他谈话时哪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的感觉。我们不能就那样停止！”

     “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观察呢？”有人问。

     “时间。”我回答说，“除此之外，按照制度，观察期只有30天，要想延长，得找到适当的理由。我们必须得找到证据，但现在我们有的只是直觉。”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的临床直觉合在一起就是充足的理由。”前面那个人说道。

     “应该是，但它不是。”我们的主任说，“这个机构是基于战争的产物，他们需要能获得的所有劳动力到工厂工作，或是从事维护工作。如果你们这些精神病医生不能给看守所那边一个比临床直觉更好的延长观察期的理由，我们只能让查尔斯出院。”

     “难道我们不能编造一个理由吗？”另一个医生问道。

     主任摇摇头。“不能，那不可能，因为我们得回去修改日常报告。我们不能做那种事情。”

     “还有一件我们应该做但却没有做的事情，”第一位和查尔斯会面的精神病医生说，我们都充满期待地转向他。“在让他回到普通人中间之前，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注射喷妥撒之后的会面，也许那会让我们有所发现。”

      大家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那天中午，我们所有人都热切地附身朝向查尔斯躺着的轻便小床，同时麻醉剂被缓慢地注入他的静脉。我们听着他倒着数：“100-99-98……”，他继续数着，声音越来越弱，变得困倦。后来他说出的数字变得含糊不清，乱七八糟，最后他打起鼾来，在药物的催眠下进入了睡眠。这时，同事示意我做到床头的椅子上。

    “你来负责。”他说。

　　我坐下来，开始工作。

   “查尔斯，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问。

　　他轻微地动动头，做出一个点头的动作，他的喉咙收紧，想要努力将空气吸入干裂的嘴唇。我能听到他迟缓地说出一句：“是，我能听见。”

    “查尔斯，我是林达博士。”我说，“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尽量回答吗？”

    “我愿意——尽量回答。”他说。

    “只要说出进入你脑海里的想法就行，那样谈话会立即变得更容易。你为什么在这儿？”

    “因为……因为我——我——杀了她。”